摘录（宣公十五年）：

潞子婴儿之夫人，晋景公之姊也。酆舒为政而杀之，又伤潞子之目。晋侯将伐之，诸大夫皆曰：「不可。酆舒有三俊才，不如待后之人。」伯宗曰：「必伐之。狄有五罪，俊才虽多，何补焉？不祀，一也。嗜酒，二也。弃仲章而夺黎氏地，三也。虐我伯姬，四也。伤其君目，五也。怙其俊才，而不以茂德，兹益罪也。后之人或者将敬奉德义以事神人，而申固其命，若之何待之？不讨有罪，曰将待后，后有辞而讨焉，毋乃不可乎？夫恃才与众，亡之道也。商纣由之，故灭。天反时为灾，地反物为妖，民反德为乱，乱则妖灾生。故文反正为乏。尽在狄矣。」晋侯从之。六月癸卯，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。辛亥，灭潞。酆舒奔卫，卫人归诸晋，晋人杀之。

译文：

潞国国君婴儿的妻子，是晋景公的姐姐。当时酆舒执政，他杀害了这位夫人，又弄伤了潞子的眼睛。晋景公准备讨伐潞国，大夫们都说：“不行。酆舒有三项杰出的才能，不如等他死后，再对付他的继任者。”

伯宗却说：“一定要讨伐！狄人有五大罪状，即使才能再多，又怎能弥补罪过呢？

第一，不祭祀鬼神；

第二，嗜酒成性；

第三，背弃贤臣仲章，侵占黎国的土地；

第四，残害我国的伯姬（晋景公之姊）；

第五，伤害自己的国君（潞子）的眼睛。

他依仗自己的才能，却不修美德，这反而加重了他的罪过！至于将来的人，或许会恭敬地奉行德义，敬事神明与百姓，从而巩固其国家命运，那时我们还怎么去讨伐他呢？现在不讨伐有罪之人，却说‘等以后再说’，等到将来他有了正当理由（如修德安民），我们再讨伐，岂不是名不正言不顺了吗？

凡依仗才能和人多而胡作非为，是灭亡之道。商纣王就是这样，所以灭亡了。天时反常就是灾害，地物反常就是妖异，百姓违背道德就是动乱，动乱就会引发妖异与灾祸。所以‘正’字反过来就是‘乏’字（‘乏’是‘正’的倒写），这些征兆在狄人那里全都具备了。”晋景公听从了伯宗的建议。六月癸卯日，晋国大夫荀林父在曲梁大败赤狄。辛亥日，灭亡潞国。酆舒逃奔卫国，卫国人将他送回晋国，晋国人将他处死。

思想总结：

这段文字出自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，记述了晋国讨伐赤狄潞氏的经过，以及晋国大夫伯宗力排众议、主张出兵的深刻政治与道德论述。全文展现了春秋时期“以德治国”“讨有罪而安天下”的政治伦理。

道义高于才能

伯宗强调：德行重于才能。一个国家或个人，即使有才能，若违背礼义，也应被讨伐。

霸主的责任：讨有罪，安社稷

晋国作为中原霸主，有责任维护礼制秩序，惩罚“不祀、不义、不忠”的蛮夷之邦。

“天人感应”与政治合法性

自然灾异被视为政治失德的征兆。潞国“五罪”俱全，已失天命，灭亡是必然。

历史镜鉴：以纣为戒

商纣因恃才暴虐而亡，酆舒亦然。历史教训警示当权者不可重蹈覆辙。

文字象征的运用

“正”反为“乏”，是典型的春秋时期“以字证义”的思维方式，体现古人对文字与命运的神秘联想。

现实意义：

伯宗的言论，堪称中国古代“正义战争”理论的典范：

战争必须有正当理由（师出有名）；

必须符合道德标准（讨有罪）；

必须把握时机（趁其有罪而伐之）；

必须以德服人，而非以力压人。

这场战争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，更是一次政治宣示：晋国是礼乐文明的捍卫者，是秩序的维护者。